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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人注重家风家教 教子理念要重德修身

发布时间: 2016-12-15 点击量:

    中国古人非常注重家风、家教,注重对子女的德性培养,以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、向道、向善等理念正面引导,“重德修身”成为各家家训的核心内容。古圣先贤们对子女的仁慈关爱和严格要求,使其在任何时候能够择善而从,走正人生之路而无怨无悔。古人家教的智慧,为后世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经验。以下举些例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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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孔子教子学《诗》、《礼》

    孔子是我国春秋时的思想家、教育家,相传他有三千学生。《论语?季氏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:他的一个学生陈亢有一天问孔子的儿子孔鲤:“你在老师那里听到有与别人不同的教诲吗?”孔鲤说:“没有啊。有一次我父亲曾独自站在庭院中,我快步走过,父亲问我:‘学《诗》没有?’我说:‘没有。’父亲说:‘不学《诗》,无以言。’我马上就去学《诗》。又有一次,遇到父亲一个人在那里,我快步走过,父亲问我:‘有没有学《礼》?’我说:‘没有。’父亲说:‘不学《礼》,无以立。’我马上又去学《礼》。我只听到这两件事。”陈亢下来高兴地说:“我问一个问题,却得到三个收获,知道了学《诗》的道理和学《礼记》的道理,还知道了君子对待自己的儿子与别人的孩子是一样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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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的确,诗和礼,都是孔子教育学生的重要内容。孔子说:“诗言志,歌咏言”,认为利用文艺形式对学生进行具体形象的教育,比说教往往有效的多。相传《诗经》三百零五篇,就是他亲自删定的,内容多和修身、知命、追随道义有关。孔子认为人的道德修养就应从这里开始,可以提高人的观察力,另外,通过读诗也能够学到许多历史、自然、社会知识。孔子说:“兴于《诗》,立于《礼》,成于《乐》”。他所说的礼,就是社会的道德礼仪行为规范,从学礼开始,教育学生树立自己的德行,从实践中逐渐培养出学生的自觉的道德主体意识,进而成为日后通达天道、经世济民的基础。

    孔子教育儿子学“诗”学“礼”,和对其他学生的要求是一样的,并没有因为孔鲤是自己的儿子就放松对他的要求,这一点可以看出孔子对学生的一视同仁和对儿子寄予着很高的希望。后代的读书人,把孔子教子的方法称做“诗礼传家”。

(二)颜之推与《颜氏家训》

    颜之推是南北朝时的思想家、教育家,出身士族,深受儒家名教礼法影响,又敬信神佛,笃信因果。《颜氏家训》是他对自己一生有关立身、处世、为学经验的总结,被后人誉为家教规范,影响很大。全书二十篇,各篇内容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,主要强调道德修养,以“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子弟,并宣扬伦理纲常以及佛家因果报应思想等,是一部有着丰富文化内蕴的作品。认为教育后代要确立远大的志向、理想,象尧舜那样实践仁义道德的准则,经得起任何磨难,注重气节的培养。他说:“有志尚者,遂能磨砺,以就素业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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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颜之推认为学习目的主要是为了开启心扉、完善德行、行道利世,首先动机要端正,学习内容提倡读圣贤之书,实践道义。在学习方法方面,提出了专心、勤学、切磋、踏实的主张。他非常重视对子女进行早教,而且越早越好,不要失去机会。颜之推的几个孩子三岁开始读书,并背诵经典,当孩子们问道:“我们知道了要读书,但为什么要这样早呢?”颜之推告诉孩子:“接触圣贤之书越早越好啊,小时记忆力好,背会的书往往终生不忘。”颜之推还教育子女一生都要学习,勤勉惜时,无论时逢战乱或生活窘迫时,他都督促孩子们勤习经史,并说:“读书明理,在任何时候,尤其在紧要关头或每到有大事时就知道怎么去做。”他的几个孩子后来在经史方面都很有成就,都是重节操、做事有责任感的人。

(三)唐太宗重视教子

    唐太宗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,亲自撰写《帝范》十二篇赐予太子李治,即包括君体、建亲、求贤、审官、纳谏、去谗、诫盈、崇俭、赏罚、务农、阅武、崇文等为君应当遵守的十二条准则,指出:“此十二条者,帝王之大纲也。安危兴废,咸在兹焉”、“修身治国,备在其中”,谆谆告诫李治:效法尧、舜、禹、商汤、周文王等古代圣哲贤王,“非威德无以致远,非慈厚无以怀人”,“倾己勤劳,以行德义”。《帝范》也被历代帝王奉为家教圣经。唐太宗还写了《诫吴王恪书》、《戒皇属》等经典名篇,教导子女“人之立身,所贵者惟在德行”,指出修养德行的重要性,多做善事、美德充盈才能福泽绵延;教导子女“夫帝子亲王,先须克己”,要自勉自制,严于律己,他讲述了自己数年“外绝游观之乐,内却声色之娱”,把时间放在勤勉朝政上;教导子女“每着一衣,则悯蚕妇;每餐一食,则念之耕夫”,每穿一件衣服、吃一顿饭,都不要忘记蚕妇农夫的辛勤,要培养节俭朴素的品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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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唐太宗给几个儿子选择的老师都是德高望重、学问渊博的人,如房玄龄、李纲、张玄素、李百药、魏征等,并专门下诏书规定了对待老师的礼仪。他一方面教诫子女要尊师重教,“见师如见父”,要“宜加尊敬,不得懈怠”。一方面支持老师严格管教,鼓励老师对太子及诸王的过失极言切谏。老师们都能够坚定地履行职责,与唐太宗的理解、支持和鼓励是分不开的。

    唐太宗非常注意以小见大、深入浅出地进行道德教育,遇事必诲,使子女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培养良好的品质。如有一次,他看到李治在一棵弯曲的树下休息,就教诲他说:“这树虽然弯曲,打上墨线就可以取直成材。做君主的即使本身并不高明,但是能接受别人的规谏,也可以变得圣明。”唐太宗还注意结合史实进行教育,他让魏征编录了《自古诸侯善恶录》,分赐诸子,要他们把书“置于座右,用为立身之本”,从前人善者成、恶者败的事例中汲取经验教训,得到鼓励,从而更加重视自己的德行修养,做正人君子和爱护百姓的人。

(四)范仲淹教子重德行

    范仲淹是北宋时思想家和教育家,熟读儒、道经典,并崇信佛法,官任参知政事,他在《岳阳楼记》中写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名句家喻户晓。他治家甚严,教子有方。教导子女做人要正心修身,积德行善。在他的教导下,他的四个儿子都从小就熟读经书,学有所成,为人正直。范家家风俭朴,乐善好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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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一次,范仲淹让次子范纯仁到苏州去往四川运麦子。范纯仁回来时碰见了熟人石曼卿,得知他因逢亲之丧,无钱运柩返乡,故停留在此。范纯仁便将一船的麦子全部送给了石曼卿,助其得以还乡。范纯仁回到家中,因无法向父亲交差,所以久久地站立在父亲身旁,没敢提及此事。范仲淹问他道:“你在苏州遇到朋友了吗?”范纯仁回答说:“路过丹阳时,碰到了石曼卿,他因亲人丧事,没钱运柩回乡,而被困在那里。”范仲淹立刻说道:“你为什么不把船上的麦子全部送给他呢?”范纯仁回答说:“我已经送给他了。”范仲淹听后,对儿子的做法非常高兴,并夸奖他做的对。

    范仲淹虽然身居高位,俸禄丰厚,但他却不为子女留下钱财,而是全部用于扶危济困了,把乐于助人之仁德传给了子孙。他的长子范纯佑十六岁随父防御西夏,屡立战功,是其得力助手;次子范纯仁,后任宰相,在五十年的为官生涯中,恪尽职守;三子范纯礼官至尚书右丞;四子范纯粹官至户部侍郎,受其父言传身教,他们都正义敢言,关爱百姓,以清正廉洁著称,俭朴的作风始终从未改变,把做官得来的俸禄,大多用在了扩大父亲范仲淹创建的扶危济困的义庄上了,而自己与家人却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。

    古代家庭教育自始至终都是以伦理道德作为教育的最高价值取向的。为人父母,总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子女。其实不管给其多少财物都是身外之物,只有教其重德向善,才是为子女长远打算,因为德是做人最根本、最本质、最美好的东西,是一切福份的源泉,是留给孩子的最可靠的财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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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人注重家风家教 教子理念要重德修身

更新时间: 2016-12-15 点击量:

    中国古人非常注重家风、家教,注重对子女的德性培养,以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、向道、向善等理念正面引导,“重德修身”成为各家家训的核心内容。古圣先贤们对子女的仁慈关爱和严格要求,使其在任何时候能够择善而从,走正人生之路而无怨无悔。古人家教的智慧,为后世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经验。以下举些例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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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孔子教子学《诗》、《礼》

    孔子是我国春秋时的思想家、教育家,相传他有三千学生。《论语?季氏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:他的一个学生陈亢有一天问孔子的儿子孔鲤:“你在老师那里听到有与别人不同的教诲吗?”孔鲤说:“没有啊。有一次我父亲曾独自站在庭院中,我快步走过,父亲问我:‘学《诗》没有?’我说:‘没有。’父亲说:‘不学《诗》,无以言。’我马上就去学《诗》。又有一次,遇到父亲一个人在那里,我快步走过,父亲问我:‘有没有学《礼》?’我说:‘没有。’父亲说:‘不学《礼》,无以立。’我马上又去学《礼》。我只听到这两件事。”陈亢下来高兴地说:“我问一个问题,却得到三个收获,知道了学《诗》的道理和学《礼记》的道理,还知道了君子对待自己的儿子与别人的孩子是一样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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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的确,诗和礼,都是孔子教育学生的重要内容。孔子说:“诗言志,歌咏言”,认为利用文艺形式对学生进行具体形象的教育,比说教往往有效的多。相传《诗经》三百零五篇,就是他亲自删定的,内容多和修身、知命、追随道义有关。孔子认为人的道德修养就应从这里开始,可以提高人的观察力,另外,通过读诗也能够学到许多历史、自然、社会知识。孔子说:“兴于《诗》,立于《礼》,成于《乐》”。他所说的礼,就是社会的道德礼仪行为规范,从学礼开始,教育学生树立自己的德行,从实践中逐渐培养出学生的自觉的道德主体意识,进而成为日后通达天道、经世济民的基础。

    孔子教育儿子学“诗”学“礼”,和对其他学生的要求是一样的,并没有因为孔鲤是自己的儿子就放松对他的要求,这一点可以看出孔子对学生的一视同仁和对儿子寄予着很高的希望。后代的读书人,把孔子教子的方法称做“诗礼传家”。

(二)颜之推与《颜氏家训》

    颜之推是南北朝时的思想家、教育家,出身士族,深受儒家名教礼法影响,又敬信神佛,笃信因果。《颜氏家训》是他对自己一生有关立身、处世、为学经验的总结,被后人誉为家教规范,影响很大。全书二十篇,各篇内容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,主要强调道德修养,以“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子弟,并宣扬伦理纲常以及佛家因果报应思想等,是一部有着丰富文化内蕴的作品。认为教育后代要确立远大的志向、理想,象尧舜那样实践仁义道德的准则,经得起任何磨难,注重气节的培养。他说:“有志尚者,遂能磨砺,以就素业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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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颜之推认为学习目的主要是为了开启心扉、完善德行、行道利世,首先动机要端正,学习内容提倡读圣贤之书,实践道义。在学习方法方面,提出了专心、勤学、切磋、踏实的主张。他非常重视对子女进行早教,而且越早越好,不要失去机会。颜之推的几个孩子三岁开始读书,并背诵经典,当孩子们问道:“我们知道了要读书,但为什么要这样早呢?”颜之推告诉孩子:“接触圣贤之书越早越好啊,小时记忆力好,背会的书往往终生不忘。”颜之推还教育子女一生都要学习,勤勉惜时,无论时逢战乱或生活窘迫时,他都督促孩子们勤习经史,并说:“读书明理,在任何时候,尤其在紧要关头或每到有大事时就知道怎么去做。”他的几个孩子后来在经史方面都很有成就,都是重节操、做事有责任感的人。

(三)唐太宗重视教子

    唐太宗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,亲自撰写《帝范》十二篇赐予太子李治,即包括君体、建亲、求贤、审官、纳谏、去谗、诫盈、崇俭、赏罚、务农、阅武、崇文等为君应当遵守的十二条准则,指出:“此十二条者,帝王之大纲也。安危兴废,咸在兹焉”、“修身治国,备在其中”,谆谆告诫李治:效法尧、舜、禹、商汤、周文王等古代圣哲贤王,“非威德无以致远,非慈厚无以怀人”,“倾己勤劳,以行德义”。《帝范》也被历代帝王奉为家教圣经。唐太宗还写了《诫吴王恪书》、《戒皇属》等经典名篇,教导子女“人之立身,所贵者惟在德行”,指出修养德行的重要性,多做善事、美德充盈才能福泽绵延;教导子女“夫帝子亲王,先须克己”,要自勉自制,严于律己,他讲述了自己数年“外绝游观之乐,内却声色之娱”,把时间放在勤勉朝政上;教导子女“每着一衣,则悯蚕妇;每餐一食,则念之耕夫”,每穿一件衣服、吃一顿饭,都不要忘记蚕妇农夫的辛勤,要培养节俭朴素的品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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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唐太宗非常注意以小见大、深入浅出地进行道德教育,遇事必诲,使子女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培养良好的品质。如有一次,他看到李治在一棵弯曲的树下休息,就教诲他说:“这树虽然弯曲,打上墨线就可以取直成材。做君主的即使本身并不高明,但是能接受别人的规谏,也可以变得圣明。”唐太宗还注意结合史实进行教育,他让魏征编录了《自古诸侯善恶录》,分赐诸子,要他们把书“置于座右,用为立身之本”,从前人善者成、恶者败的事例中汲取经验教训,得到鼓励,从而更加重视自己的德行修养,做正人君子和爱护百姓的人。

(四)范仲淹教子重德行

    范仲淹是北宋时思想家和教育家,熟读儒、道经典,并崇信佛法,官任参知政事,他在《岳阳楼记》中写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名句家喻户晓。他治家甚严,教子有方。教导子女做人要正心修身,积德行善。在他的教导下,他的四个儿子都从小就熟读经书,学有所成,为人正直。范家家风俭朴,乐善好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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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一次,范仲淹让次子范纯仁到苏州去往四川运麦子。范纯仁回来时碰见了熟人石曼卿,得知他因逢亲之丧,无钱运柩返乡,故停留在此。范纯仁便将一船的麦子全部送给了石曼卿,助其得以还乡。范纯仁回到家中,因无法向父亲交差,所以久久地站立在父亲身旁,没敢提及此事。范仲淹问他道:“你在苏州遇到朋友了吗?”范纯仁回答说:“路过丹阳时,碰到了石曼卿,他因亲人丧事,没钱运柩回乡,而被困在那里。”范仲淹立刻说道:“你为什么不把船上的麦子全部送给他呢?”范纯仁回答说:“我已经送给他了。”范仲淹听后,对儿子的做法非常高兴,并夸奖他做的对。

    范仲淹虽然身居高位,俸禄丰厚,但他却不为子女留下钱财,而是全部用于扶危济困了,把乐于助人之仁德传给了子孙。他的长子范纯佑十六岁随父防御西夏,屡立战功,是其得力助手;次子范纯仁,后任宰相,在五十年的为官生涯中,恪尽职守;三子范纯礼官至尚书右丞;四子范纯粹官至户部侍郎,受其父言传身教,他们都正义敢言,关爱百姓,以清正廉洁著称,俭朴的作风始终从未改变,把做官得来的俸禄,大多用在了扩大父亲范仲淹创建的扶危济困的义庄上了,而自己与家人却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。

    古代家庭教育自始至终都是以伦理道德作为教育的最高价值取向的。为人父母,总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子女。其实不管给其多少财物都是身外之物,只有教其重德向善,才是为子女长远打算,因为德是做人最根本、最本质、最美好的东西,是一切福份的源泉,是留给孩子的最可靠的财富。